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成立以后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一、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的结论。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毛泽东领导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由此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众我寡，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壮烈牺牲。参加这次起义的革命伴侣周文雍和陈铁军不幸被捕。1928年2月，两人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1928年初，党还领导了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弋阳、横峰起义，万安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南、华县起义等。这些起义虽大多数由于敌强我弱、领导者实行错误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但表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军事镇压扑灭不了的。因为这是正义的、符合广大人民要求的。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党的六大

这一时期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由于当时的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党内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此，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决定党的六大在苏联召开。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

大会通过的党章，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并在党员管理制度和党的组织机构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

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以后，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二、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向赣南闽西进军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首先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这里的部分旧式农民武装，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

毛泽东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破裂的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1927年11月，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进攻。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边界党的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

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又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六项注意又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一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从此，他们领导的军队被称为“朱毛红军”。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毛泽东、朱德在连续打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概括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领导红四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不畏强敌、不畏艰难，使根据地日益扩大。

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是同土地革命分不开的。根据地建立之初，分田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逐步巩固，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的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以3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先后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

古田会议和建党建军原则的建立

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当时，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峻考验。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等等。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认为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建党建军原则确立后，红军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机。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共有2万余人。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共3万余人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针对党内一些人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科学阐明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深刻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从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三、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

党的六大以后的两年间，由于党在工作中实行了坚决转变，党的组织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9月，据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增加到12.23万余人。

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1927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沟通同各苏区的电讯联系、配合根据地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在这时也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使工作获得巨大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在毛泽东等领导的赣西南、闽西根据地以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促成这一时期革命形势好转最重要的因素。

在湘鄂西，1928年初，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1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中央军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年初，中央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这三块根据地，并成立红一军。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湘赣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人”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方针，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诗句，生动地记述了这一鼓舞人心的胜利。

6月间，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后，赣南、闽西两块

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受红军胜利的影响，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

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

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西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发展为陕甘根据地，又称“西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设

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就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1929年4月，他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7月，在他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作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抽多补少”的原则规定，使闽西300多里的地区分了田，6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指导下，兴国等6县全境和永丰等

县部分地区全面开展分田运动。1931年2月，毛泽东又修改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与此同时，在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广西右江、广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三年多土地革命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主要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反“围剿”斗争和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

命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选举法细则，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重视廉政建设和司法建设。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1934年，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临时中央政府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使农业、工业、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都有一定发展。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还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地普遍建立各种学校，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各级党组织得到健全，培育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民歌在苏区广为传唱，流传至今，正是苏区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四、九一八事变后的局势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沈阳。至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月，以溥仪为“执政”的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吉林长春成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其独占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纷纷请愿、募捐、禁售日货。青年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都发出要求抗日、实行民主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一切，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