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夺取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重兵围攻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8月，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满怀信心地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十分坚定地说，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一、重庆谈判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

战后的政治形势，有利于中国政局朝着和平民主方向发展。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力量有了新发展，帝国主义势力遭到削弱，已经难以集中力量干涉中国革命。在国内，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团结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经受了长期战乱之苦后普遍渴望和平。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党，并同国民党统治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保持着密切联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内和平民主的积极努力，却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严重阻碍。国民党统治集团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这方面来，目的是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美国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扩张，企图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控制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所说，他们当时在中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而短期目标首先是“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美国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在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大力援助国民党政府，帮助国民党军

队运兵抢占战略要点。

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打，但要做好打的准备，还需要时间。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不得不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

基于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和对局势的清醒认识，党中央认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局面，也应该积极争取。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今后对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以推进国内和平等目标的实现。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方面企图以“统一政令军令”的名义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为争取和平民主，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党中央在谈判中对解放区管辖权限和人民军队缩编等问题作出必要的让步。在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的地位。

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尽管共产党作出同意撤退南方八个解放区的部队、大幅缩编人民军队等重大让步，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经过谈判，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政治协商会议

“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党坚定地认为，“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党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后由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东北地区工作。在10月中下旬，解放区部队连续进行平绥、津浦、平汉（邯郸）三个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11万人，迟滞了他们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的内战方针并没有因军事进攻失利而有任何改变。至1945年12月初，它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已达190万人以上。这不能不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

1945年11月下旬，昆明学生为反内战举行的时事晚会遭到压迫和破坏，激起3万余名学生举行总罢课。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镇压学生，酿成惨案。重庆、上海等地遂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罢课或游行示威。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基本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愈加被动。

这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还不敢贸然撕毁“双十协定”。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38人。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后，于1月31日闭幕。

中国共产党是准备认真履行这些协议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党中央就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全党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协议而奋斗。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政协会议刚刚闭幕，蒋介石就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公然表示，要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

二、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以22万人悍然进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其后，国民党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对人民革命力量来说，战争初期的形势相当严峻。

在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解放区人民军队总兵力只有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对比为3.4:1.国民党军队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解放区人民军队没有海军和空军，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仅有少量火炮。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有3.39亿人口，约占全国76%的面积，国民党政府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解放区人口约1.36亿，土地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依靠传统农业经济。

国民党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蒋介石声称，倚仗国民党的优势，“一定能速战速决”。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甚至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国民党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很重要的是依恃美国的支持。毛泽东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党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内进行。其中，前8个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后4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

进攻。

从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下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粟裕等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接连进行7次作战（苏中战役），歼敌5万余人。淮北战场、晋冀鲁豫定陶战役、晋察冀晋北战役、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也都传来捷报。这些胜利，振奋了人民军队的士气，顿挫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也取得了主要在内线歼敌的初步经验。在战争的前8个月，人民军队收复城市135座，歼敌70.8万人。国民党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宣告破产。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先于2月下旬在莱芜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5.6万余人，后又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25万人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中央机关主动于3月18日撤离，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不久，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党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根据中央指示，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于撤离延安后45天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而后在沙家店战役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两个旅。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期间，其他解放区的军民，对收缩兵力、转入守势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战略性的反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豫北和晋南攻势，解放了豫北、晋南大片地区。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正太战役、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联系。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沟通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根据地的联系，改变了被分割成为南北两个作战集团的局面。

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歼敌112万人；自己的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人民军队在战略防御阶段结束后，以新的态势跨入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和人民运动的广泛发展

全面内战爆发后，为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不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还无限制地发行纸币。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国抗战前夕增加47万多倍，物价飙升至全国抗战前的725万多倍。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国统区人民的普遍掠夺。官僚资本极度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批民族工商业濒于倒闭，城市失业人数陡增，广大农村饿殍载道。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不得不团结起来，同国民党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为摆脱经济危机困境，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权益，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形成独占地位，给处境危殆的民族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驻华美军在中国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1947年5月中旬，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5月20日，京、沪、苏、杭学生5000余名走上南京街头，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遭到反动当局镇压。同一天，北平7000余名学生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这就是五二O运动。

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1947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300余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党适时地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生存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广大阵线，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

三、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挺进中原和战略进攻的全面展开

经过一年作战，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从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党中央当机立断，决定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立刻转入全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党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能够站住脚、扎下根，根本原因是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正如刘伯承所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

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到11月，两支大军先后完成在豫陕边地区和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它们互为掎角，以鼎足之势，紧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

这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人战略进攻和战略反攻。同年，林彪、罗荣桓率东北民主联军先后发起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将国民党军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面积仅占东北总面积3%的狭小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此前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东渡黄河，随后辗转进驻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河北平山县）。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发展和整党运动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正如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2/3的地方已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还有1/3的地方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已进行改革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为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进一步发展，1947年7月至9月，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个大纲公布后，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

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它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时，各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成分不纯的问题，进行了整党工作。整党的基本内容是：通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办法，解决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经过整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为争取土改和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四、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制定实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

夺取全国胜利纲领的提出和政策策略的制定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出“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号召。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

报告阐明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报告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报告还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说，这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这显示了党对胜利前途的自信。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十二月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党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这是因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对于如何适应新的原先不熟悉的情况，做好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党还缺乏经验。而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侵犯中农利益和民族工商业利益的偏向，甚至笼统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错误口号。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在探索接收城市经验的过程中，1948年2月，党中央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6月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12月又批转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为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迅速克服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党中央要求各地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及时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要求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

这时已处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的历史转折期。党的历史证明，在历史重大转折到来时，必须有预见地认真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制定正确的对策，采取有效的措施。党在这个历史时刻制定了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并为增强全党同志的政策观念进行大量工作，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新发展和民主党派的历史性选择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发展。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1947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12个城市的10万余名学生掀起了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4月，华北学生为抗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的斗争与平津地区教职员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进行的斗争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月至6月间，又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爱国运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于彻底的孤立。

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他们中间一些人，曾经主张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也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迫害的加紧，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

在中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决战中，原先的中间力量出现了分化。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大多数人在抵制伪国大、反对伪宪法的斗争中，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进步，这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主要方面。这使中国各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民主党派主要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他们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他们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也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使国民党当局感到惊恐万状，铤而走险，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加紧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然污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宣布解散。

1948年1月，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标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在野党，而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担负起管理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五、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建立起了较强的炮兵和工兵部队，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改行“重点防御”。国民党军队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已经没有完整战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连续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选择首先在东北展开战略决战。1948年9月12日，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地方武装103万人发起辽沈战役，向被分割在锦州、长春、沈阳等孤立地区的55万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战役首先从攻打锦州、封闭国民党军于东北开始。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近9万人。

锦州解放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国民党军队向关内的退路被切断。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后，立即合围并全歼沈阳出援锦州的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随后乘胜追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6日，党中央决定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由于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均处优势地位，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中采取将敌军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办法。

1948年11月6日至22日，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围歼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完成中间突破。11月23日至12月15日，在宿县西南全歼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约12万人，并在陈官庄一带合围杜聿明集团所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约30万人，后歼灭力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歼灭杜聿明部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以及华北、东北军区地方部队共100万人，联合发起了平津战役。

根据党中央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从1948年11月起隐蔽入关，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新保安、张家口。

1949年1月10日，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以林彪为书记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攻克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北平20余万守军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针对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和全部消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重要发展。

三大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军需物资，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并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面对战场上的军事失败，蒋介石集团为争取喘息时间，搞起了“缓兵计”。蒋介石争取美国增加援助和美、英、法、苏“调解”未果，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

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华社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他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正指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假“和谈”不抱任何幻想，但还是为实现国内和平认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与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经反复磋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表明态度。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0日夜至21日，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长江岸边，木帆船、渔船是百姓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命根子，但他们纷纷支援渡江战役。到渡江战役发起前，解放军已筹集各种船只2万余条。此外，船工还创造性地用木材扎成4米多宽、10米多长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架上轻重武器，制成“水上土炮艇”。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看到这个捷报后，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用“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用“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揭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

随后，人民解放军于5月27日攻占上海。人民解放军在上海解放后，为不惊扰上海市民，不住民房，露宿街头，感动了整座城市。在此前后，解放军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以战斗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

重庆解放前夕，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共产党人江竹筠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坚贞不屈，宁死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定地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在新中国已经成立、重庆即将解放之际，江姐壮烈牺牲，年仅29岁。以江姐为代表的许多革命烈士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筹建新中国

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和构成形式。会议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两个务必”思想，始终激励全党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毛泽东还指出，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香山，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里成为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进行中国的人民革命和发展中国的经济，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党中央还就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关系进行了慎重考虑并作出决策，认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原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

筹建成立新中国的工作，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的。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的工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还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政协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10月9日，毛泽东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促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十分英勇的，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失败的厄运，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为了实现初心和使命，实现始终坚持的理想和主张，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奋斗，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场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已的生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千千万万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长期社会历史发展和人民实践的最终结果。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这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必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创造了政治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