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党领导人民奋斗28年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10月1日这一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

执政之初面临的考验

开国大典之前，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机构负责人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等各方面的优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士和专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团结建国的方针和人民民主政权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个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很高的威信，被接受为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人民企盼已久的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同时，在党和人民面前，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

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溃逃时遗留下的大批残余力量，同恶霸势力以及惯匪相勾结，严重危及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定。

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民生困苦。国民党统治下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这在当时是比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国际上，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党和人民能不能在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这又是一个严峻考验。

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全国执政的新考验。面对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党必须尽快学习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的全新本领。更重要的是，在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党要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经得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总之，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管好国家，这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个疑问，要由实践来作出回答。国际间的朋友和敌人，也在注视和等待着这个回答。

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考验，党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

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第放云南、西康地区。在西北，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人疆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截至同年10月，经过一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

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个待解放地区。近代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一直觊觎西藏，在西藏培植和扶持分裂势力。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挑唆、策动下，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大陆分离出去。党中央为此确定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分割西藏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进行了军事和政治紧密配合的斗争。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到1951年上半年，各地清剿的股匪已逾百万，大陆上的匪患基本平息，有力地保护了人民安居乐业，基本安定了社会秩序。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地方各级人民政权迅速建立起来。到1951年，全国共成立29个省、1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8个省级行政公署、13个直辖市人民政府，140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及2283个县人民政府。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美苏之间的矛盾同帝国主义与和平民主两大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对抗交织的局面。基于这一形势，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边倒”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之后再考虑建交；明确宣布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

根据以上方针，新中国一成立即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先后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10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4月至1951年5月，又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4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以及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4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次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这有利于新中国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和中苏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着手废除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拥有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最大，是中国沦于半殖民地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之后首先收回了这三项权利。1949年10月，中国海关总署成立。1950年1月至9月，北京、天津、上海的军管会先后宣告收回或征用外国兵营。1950年7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外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特权和经济特权全部被取消，使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主权被外国肆意践踏、外国人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百年屈辱史彻底结束。

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

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垄断国家经济命脉，掠夺人民财富，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之一。到1950年初，全国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此为主要基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迅速建立起来。它一经建立，就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和新中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重要的物质准备。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城市继续兴风作浪，加剧物价上涨。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党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

为制止因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力的经济措施，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武汉、广州等城市解放后也相继查封地下钱庄，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非法活动，确保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针对投机资本家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再次掀起物价风潮，中财委部署在全国集中调运相关物资，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统一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经此两大“战役”，不法投机资本一蹶不振，国营经济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要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必须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1950年3月，政务院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这个决定在全国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当年，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同时，随着整顿税收、推销公债等措施的实行，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并趋于平稳。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自抗战以来使人民深受其苦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为全面部署恢复国民经济阶段的各项工作，1950年6月，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必须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决定的方针，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

二、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革命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正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时候，新中国又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于成立仅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难以进行？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全面估量国内外形势，既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困难，又深入地分析了出兵作战的必要和可能，作出了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以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第一批入朝参战，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他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敢于“空中拼刺刀”。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他们中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有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用胸膛堵住枪眼为战友冲锋开道的黄继光，有烈火烧身岿然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有跃入冰河以生命换得朝鲜少年安然无恙的罗盛教·····他们用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被祖国人民称为“最可爱的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时，还有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提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以保护中农和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阻力，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

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全国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气焰更加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妄图里应外合，颠覆人民政权。1950年，各地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7000多人。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决定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到1951年10月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

援朝战争。

社会各方面的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党还领导了包括社会改造在内的多方面的民主改革。

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开展民主改革。这些企业原来大都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接收后需要通过民主改革，使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体现出来。各地在党委领导下，清除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废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封建把头制、搜身制等，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并通过工会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议，发动和组织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初步建立起适合生产需要的民主管理制度，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工业生产的恢复取得显著成绩。

改革封建婚姻制度，是党推进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的又一个重要方面。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个伟大变革。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广大群众普遍树立起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开始形成新的社会风气。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获得解放，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娟、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的斗争，也是扫除社会弊病、进行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曾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国家也被视为顽症的娼、赌、毒等社会痼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基本禁绝。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帝斗争的继续，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反封建斗争的完成。革命的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中国的社会面貌、社会风尚起了极大变化。这些历史性变化，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有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在全国人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过程中，各地党政机关内部暴露出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根据东北、华北地区所反映的严重情况，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开展“三反”斗争。斗争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刘青山、张子善在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行署专员期间，因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生活腐化堕落，蜕变为大贪污犯，被判处死刑。这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绝不容忍利用执政党地位牟取私利的腐败现象，贪污腐败分子一经发现，不管资格多老、职务多高，一律严惩不贷。

“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于1952年10月结束。这场斗争，是党在执政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清廉、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对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三反”运动中发现，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行为，往往是与不法商人勾结而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少数资本家以各种非法手段牟取超额利润，甚至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的战士致残致死，激起全民公愤。1952年1月，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中，党和政府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揭露不法商人的违法事实。同时中央又指示不能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仍有其积极的一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其应有的政治、经济地位没有改变，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进行民主改革，为后来用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重要铺垫。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展开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

旧中国经济本来极其落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战争更使它遭到严重的破坏，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党和政府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方针，全力恢复国民经济。

农业方面，党在发扬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的同时，逐步推动个体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国家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并集中力量治理了淮河和修建了荆江分洪、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等骨干项目，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江河堤岸年久失修、水患频繁的状况。各地还大力整修水渠塘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4万吨增加到16393.1万吨，增长44.8%.

工业方面，重点放在恢复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等行业和主要化学工业，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及其他轻工业生产。在地区分布上，以恢复东北工业基地为主，同时兼顾内地工业，有计划地新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到1952年底，主要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交通运输业方面，国家用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共17.7亿元，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22.6%.基本恢复了原有的铁路网，重新连接华北和华南。完成了穿越大西南腹地的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和西北地区的天（水）兰（州）铁路的修建。成渝铁路是清末就筹款准备兴修的川汉铁路的一段，拖了近半个世纪未能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两年就建成通车。国家还新建和改建了一些主要干线及县、乡级公路，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50%以上，通往“世界屋脊”的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于1950年开始兴建。

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经过几年的努力，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后，为解决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导致的问题，政府采取扩大对私营工厂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调整税收负担、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使私营工商业得到很大发展。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前遭到双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多。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营经济比重上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工业生产力的地位得到加强，现代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为我国开始由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国打下了基础，进而确保了整个国家经新民主主义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除旧布新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到来，其他各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应的发展。

文化建设，一是要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二是要适应和推进经济建设。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党领导了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掌握舆论工具，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指导地位。在接管城市中，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报纸、刊物、电台、通讯社等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为系统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51年至1953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三卷，1955年开始翻译出版《列宁全集》，1956年开始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教育改革方面，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反动政治教育，使马列主义教育进入学校外，还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解决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问题。针对旧社会劳动人民难有受教育机会的状况，党和政府确定了“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二是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1951年底至1953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幅度扩大招生，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要。

文艺工作方面，继续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还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为繁荣我国文艺事业指明了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创作出一批以革命战争、社会改造为题材，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的优秀文艺作品。

科学工作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央要求，以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指导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同时发展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科研机构，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到1955年底，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已达40余万人，专业科研机构超过800个。这支力量在国家各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疗卫生工作方面，党和政府提出了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农村，城市街区和工矿企业，普遍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以及各种专业防疫机构和防疫队伍。同时，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城乡落后的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了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党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1951年9月，北京大学12位著名教授响应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京、津高校随即开展了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同年9月2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勉励一切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站到人民的立场，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后来，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从而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央军委系统总结了同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推动人民解放军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逐步实行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

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是建设现代化国防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条件。遵照中央军委指令，人民解放军进行大幅度精简整编。同时，对军队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调整，在原有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等军种，以及炮兵、装甲兵等各兵种领导机关及其所属部队，人民解放军初步发展成为军兵种较为齐全的军队。

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布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人民解放军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高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1955年1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历史证明，重点突出尖端技术的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很有胆略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国际局势总的趋向缓和，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估计，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首次明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人民解放军执行战备任务和进行军事训练指明了方向，使军队正规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进人一个新的阶段。

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

为了给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党要求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的工作和斗争。

为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表述后来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美国不仅不想从朝鲜半岛撤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其海军舰队继续盘踞在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从印度支那地区扼制中国。这种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1954年4月，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上鲜明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受到与会各国的赞同，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促使中美两国于1955年8月开始大使级会谈。

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和外交斗争，促进了国际紧业局势的缓和，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加强党在全国执政后的自身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0年5月，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内－部分人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地整顿全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

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在全体党员中进行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整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增强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各级党组织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新党员，党员人数由整党前的580万人发展到636.9余万人，党的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总的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的精神面貌是比较好的，继续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中央从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以来形成的坚强团结，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条件下继续保持下来。一个坚强团结的党，一个为党所确定的正确目标而一致行动、努力奋斗的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各项工作取得顺利进展的最重要的保证。

四、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实现，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战争可望不久结束。这表明，我国已具备了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当然是国家工业化。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而臻于富强的关键所在。现在，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开大步前进了。

同时，我国社会生活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农村，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差距的出现又引起党和政府对两极分化的关注。在城市，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给国家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种状况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形成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首先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人社会主义革命。至于何时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在革命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实践，党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原因在于：一是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物质基础。二是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并已进行了初步改造。三是已经积累了土改后农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四是从国际环境看，资本主义国家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这也是促使党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新纲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兴高采烈地迎接和投入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高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

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中期计划，是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工业化主体任务的重要步骤。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毛泽东早就讲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但是到1952年，我国工业化的起步点，仍然是很低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43.1%,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35.5%，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这样的新兴独立国家。1954年，毛泽东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较量，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状况的要求显得尤为紧迫。考虑上述实际情况，党中央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要求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

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才能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真正赢得经济上的独立。

为准备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我国从1951年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重大关系，提出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同时不放松农业、轻工业，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科学进行工业布局，改变我国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根据我国国力，积极稳妥确定工业、农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既要争取外援，同时又强调自力更生，国家建设应以国内力量为主。这些对于后来我国经济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从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氛围。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对工业化的无限憧憬，激发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种充满时代精神的号召，生动反映了工业化目标所激发的建设热情。新中国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武汉的大型钢铁企业先后开始施工。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每天都有一个开工或竣工。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一个建立起来，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和不合理布局大大改观。五年间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新中国迅速从废墟上站起，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国家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更好地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亲自主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宪法还确立了国家体制的格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宣告结束。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肯定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会议明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以及政协与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等，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我国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中国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是党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对于中国在任何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始终保持国家完整统一、促进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宣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就已启动。1951年9月，党中央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强调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1953年12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就是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

1953年9月以后，进入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的阶段。由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出现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引发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经过反复权衡，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决定，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1955年7月后，农业合作化形成高潮。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前期基本上是健康的，1953年曾经一度出现有些急躁的偏差，很快得到纠正。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成效也是明显的，当时的统计材料表明，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参加合作社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行动。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迅速发展，私股分得的红利大都比私营时期的利润多，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1954年底，国务院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以解决公私之间的矛盾；按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实行合营，加快了改造私营工业的步伐。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

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使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能够循序渐进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不仅有利于资本家接受改造，而且能继续发挥私营工商业在扩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党争取到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创性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改造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成分上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其成就和影响是伟大而深远的。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党的带领下，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此，党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